涌进中小学的名校毕业生

 

（涌进中小学的名校毕业生）

　　4月14日晚上8点，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笔试成绩公布，让教资考试热再度成为热门话题。

　　过去，大众对教师职业的认知还停留在“为爱发电”，这份收入不高、付出很多的工作常常不在毕业生的首选工作之列，师范类专业更是长期得不到成绩优异学生的青睐。然而“十三五”以来，国家大力推进教育现代化改革，各地加快扩充教师队伍，同时提升教师收入，让教师职业成为年轻人争相争取的职业。

　　根据教育部在2019年公布的相关数据，中国教师工资已由1980年代前的国民经济各行业中倒数后3位，上升到第7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曾统计，高考成绩前30%的学生报考师范专业的比例由2018年的18.3%上升到2019年的33.4%。

　　近几年，报考教师资格考试的人数逐年递增，然而拿到教师资格证只是一张入场券，公立学校的编制名额才是年轻求职者的目标。校内数量有限的固定编制名额，极低的人员流动率，让进入公立学校的竞争变得愈加激烈。

　　过去，师范生是学校教师的主要来源，如今，非师范专业的本硕博毕业生都纷纷汇入竞争的洪流。尤其在重点初中和高中，“双一流”名校毕业生的加入，已经成了学校师资力量的一种新型背书。

　　涌进教编考场的名校生

　　武汉的一家大酒店里，2021年的毕业生郑里跟随人潮在一楼大厅签到处领取自己的考试号码后，加入一条蜿蜒至二楼的队伍，开始了持续几个小时的等待。挤挤挨挨的通道上，不时有人拉起小提琴或者唱几句美声。

　　这不是艺考现场，也不是任何文化艺术单位的招聘，而是一场深圳市某行政区的教师编制考的面试现场。因为注重教师的综合素质，才艺表演是深圳市教师招聘时的重要加分项。

　　面试的前一天晚上，郑里刚刚从长沙飞到武汉。5点起床化妆，6点到考点候场，7点开始抽签，等待面试，晚上6点宣布成绩……郑里已经不记得这是今年的第几场面试，相似的流程，她在大半年里走了一遍又一遍。

　　2020年12月到2021年9月间，郑里往来于六七个城市、二十多个区县的教师招聘考场。这样的历程被称为“跑招”，由于面试常常提前几天才通知时间，不同城市间距离遥远，求职者不得不在教师招聘期内到处奔波。

　　这场深圳市的教师面试，是郑里见过排场最大、要求最高的。由于流动人口数量大，深圳要想留住人，缓解学位压力势在必行。为了填补义务教育阶段长期存在的教师缺口，近些年，深圳市加大对教师人才引进的投入，在全国各大城市设置考场，郑里参加的武汉专场就是其中的一处考点。需求大并不意味着要求低，作为一所211师范院校的应用心理学专业本科毕业生，郑里觉得自己能入选面试都是“鬼使神差”。轮到她时，坐在对面的5位面试官扫了一眼简历，简单问了几个问题，短暂地走完了面试流程。郑里对此并不意外。

　　近几年，报名参加教师资格考试的人数逐渐攀升，从2016年的260万到2021年的破千万，根据教育部数据，2021年共有191万人获得教师资格证书，同比增长28.7%。这就意味着教师编制的竞争也更为激烈。

　　根据陈童的经验，深圳市的教师招聘很看重应聘者的学历、奖项和奖学金。作为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电子工程专业的硕士研究生，陈童拥有一份面试官会仔细看的履历——拿过5个国家级竞赛奖项，有头部互联网大厂的实习经验，手握7个秋招。有互联网大厂的保底后，陈童花了3周全力准备深圳市教师的秋季招聘。

　　即便公司应聘经验不少，第一次走进考场，面对区教育局领导、校长等十几双严厉的眼睛，陈童还是紧张得一度大脑空白，首战失败。候场等待是最能感受到竞争压力的时候，他发现身边的考生来头都不小，清北毕业生、名校海归、物理学博士等比比皆是。

　　在深圳被称为“四大”“八大”的重点高中里，名校毕业的教师比例非常高。深圳中学2020年爆出的教师录取名单中，新入职的66名老师里硕士39人、博士21人、博士（后）6人。其中来自北大的有17人，清华大学的有16人，还有来自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的海归生。

　　根据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公布的数据，2017年到2019年，当地新招优秀毕业生1150人，其中，来自A类双一流院校、部属师范院校、全球排名前11院校的毕业生占82.2%，研究生学历毕业生占70%。

　　“深圳老师”的现象，掀开了“名校毕业生当中小学老师”的一角。北京市人大附中、杭州市学军中学等名牌高中的拟选聘教师的公示信息都展示出极高的师资水准。部分学校更是针对名校毕业的应聘者，提出“参加过全国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竞赛优先录用”的要求。

　　被重新重视的传统职业

　　“事业单位正式编制、落户深圳、全年带薪休假165天+。”这是深圳市龙华区教育局当年向2020届应届毕业生打出的宣传语，也让“深圳教师”成了有钱有闲有尊严的代名词。

　　用高薪吸引人才进入校园反映了深圳对教师资源的渴求。深圳之外，参考2021年全国各地放出的考编招聘消息，带编教师待遇提升的信息偶有流出。除了保证最低年薪，还包括提供到岗奖励经费、人才公寓或公租房，为子女解决入学等优待。

　　当经济增速放缓，就业环境不佳时，年轻人重新看重“铁饭碗”的价值。“既体面又可以顾家，也符合父母的期待。”法学专业毕业的硕士研究生李小鑫，从大三开始就坚定了要考教师编的想法，为了给自己加码，她一直在校外教培机构兼职辅导作文，就读研究生期间，又在一所全市排名靠前的公办学校实习了3个月，以此弥补专业不对口的缺陷，并最终拿到了区第二梯队的初中语文教师编制。

　　郑里所在的学校过去最主流的选择是考研，但当她看到研究生毕业的学长学姐在竞争同样的教师编岗位时，升学的诱惑力就没那么大了。“如果研究生毕业的目的一样是拼一份编制，那不如本科就去。”大四时，郑里也参加了几家公司的校招，但社会的复杂性和就业市场的不稳定性，都大大超乎她的预期。

　　疫情更是揭示了职场的脆弱性。公司停摆、裁员等消息不仅影响着公司人，也同样冲击着校园里的大学生，再加上“996”“过劳死”“35岁失业”等新闻都会让这些还未走出象牙塔的年轻人重新审视职业未来。相对稳定的铁饭碗成了这个时代年轻人主流的选择。

　　陈童就是被互联网大厂“劝退”的一员。曾经他是前沿技术和热门行业的拥护者，大学本科学习车辆工程专业，因为学校不教新能源汽车相关的知识，他便在研究生期间转考了机械电子工程，同时自学计算机编程，为自己将来进入互联网公司做铺垫。然而，经历了互联网公司技术岗的实习，他亲眼看到了光鲜亮丽的铭牌背后，是过度加班、中年危机、内卷严重、员工猝死的一面。“我是一个容易焦虑的人，如果一个问题找不到稳妥的解决方案，我就会陷入焦虑。”比较起来，有编制作为托底，他不用时刻面临被淘汰的危机感。恰好看到同校学长成功上岸的先例，曾经模糊的教师职场路径清晰起来，升格为陈童的职业首选。

　　这些从国内外排名靠前的学府走出来的年轻人，他们本身就是应试教育模式里的佼佼者，如今成为老师，把自己擅长的应试技巧传授给学生，也是某种能力的传递。

　　站在家长角度，不同于过去把孩子全权交由学校，如今的家长重视教育也懂教育，他们更在意是什么样的人在教自己的孩子。

　　张莉的儿子在上海市一所重点高中读高二。这所学校列属上海市四大名校之一，顶尖高校毕业的老师在校内并不罕见。他们肩负着更高的考试成绩、更出挑的竞赛结果，和先进教育改革试验的任务。“从家长对师资的考量看，我们还是希望有名校老师。”张莉说。

　　孩子升高二分班后，新班主任上门家访。张莉看到这位30岁不到、还没有结婚的班主任，忍不住担心这样一位年轻教师要如何管住这群即将高三的学生，同时也怀疑她能否有效提升班级成绩。不过在班主任自我介绍后，她的这份疑虑打消了一半。

　　这位老师简单直白地介绍了自己学生时代的“成绩”：毕业于南京市排名第一的高中，高一就参加了学科竞赛，后保送复旦大学中文系，尽管当时参加的是化学竞赛。这样一通介绍下来，张莉被对方的底气说服了，“自己本身牛，就特别自信。”

　　过去，张莉总是更青睐于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直到偶尔有老教师流露出职业倦怠,说出“今年混一混就退休”这样的话，她开始重新思考不同年龄段教师的优缺点。比起来，年轻教师对教育的热情让她颇有改观，或许是出于实现自我价值的追求，她甚至发现儿子学校里的一些老师“是实现了财务自由后，纯粹因为喜欢教育所以回到学校，反倒没有负担”。

　　

　　走进围城，然后呢？

　　刚进大学时，郑里曾肯定地说绝对不会考编。她觉得自己无法适应体制内弯弯绕绕的关系，更重要的是，她害怕不自由，害怕受到束缚。

　　2021年9月，郑里还是在开学前才拿到了离家有1天车程的同省异地编制，进入了这座“围城”——部分带编教师被规定要满足一定年数的服务期限，其间想要调动非常困难。

　　事实证明，郑里的担忧不无道理。穿漂亮一点，会被说太显眼；说话亲切些，长辈提点她注意礼貌；同事年龄整体偏大，聊着她插不上嘴的家庭话题；校内人际关系，她的确到现在也不太应付得来。

　　和所学专业对口，郑里成了学校为数不多的心理老师。在外人眼里这是个清闲的工作，只要坐在咨询室里，等待学生敲门。但实际上，像郑里这样的副科老师，往往要兼任很多附加工作，比如一些行政工作，以及音乐和美术课的教学，即便她“连儿歌都不会唱”。

　　虽然学校有提供宿舍，不想把工作和生活混为一谈的郑里还是选择在外租房。工作日回家，郑里有时累得没洗澡、没关灯便倒头就睡。她以前没事的时候喜欢看游戏直播，工作后几乎没再看过，偶尔一次听到之前关注的主播的声音，她感觉恍如隔世。

　　一进“围城”，不需要担心被裁员的问题，竞争的空间就落脚到评职称、课题竞赛等为数不多的几个地方。

　　“像课堂设计、作业设计这样对学生付出有意义的事，即便竞争激烈，甚至加班我也愿意，而不是耗费在琐碎的形式上。”李小鑫说。

　　正式上班后，李小鑫的一天从早上5点50分开始，之后8点开始上课直到下午四点半，放学后的一小时是课后服务的时间，她每周排班4次，直到晚上六点半到家，算下来，一周5天，李小鑫起码有4天都要工作12个小时甚至更久。“双减”之后，公立学校增加了校内课后服务，每所学校的课后服务率要达到80%。为了多留下些原本不愿意留校的学生，老师不得不开出各种兴趣班。

　　陈童入职深圳市一所初中任数学老师快一年了。因为做了前期调研，实际工作并没有与他的预期相差太多。至少，陈童的心情比在互联网公司实习时要平和一些，“传授知识是一件有幸福感的事情，我也喜欢在自己的分享技术、经验和感受，能帮助到别人感觉很棒。”

　　只不过，当在朋友圈看到做研发的同学又做了很酷的产品，意识到这与自己不再有关系；看看深圳市的房价，隐隐忧虑起点虽高但涨幅不大的工资；担心长此以往，自己丢失过去积累的竞争力，与社会脱节……一种不甘心的感觉偶尔会浮现出来。

　　这或许印证了外界对于高学历人才争当中小学老师的一种声音，即质疑是否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也让其他师范专业毕业生陷入过度的竞争。另一方面，好学历不等于好老师，自己是高手，不一定懂得如何传授别人技巧。

　　不过，至少在张莉的观察里，这群应试教育下的考试能手、同时也是职场新人的老师，表现出的恰恰是务实的一面。张莉发现，进入高二，孩子的新班主任比过去的语文老师更注重打磨考试技巧，在新班主任的带动和影响下，班级的语文平均分被拉了上去。

　　名校老师过去亮眼的成绩单不光说服了家长，也成了学生们尊重崇拜的理由。“用孩子的话说，所有老师都非常强，没有弱的。”张莉说，“他们总是从给老师起外号开始，再八卦老师的履历，最后被老师折服。”

　　而比起知识本身，思维方式、价值观、素质和眼界，才是高学历带给这批新老师的财富，也是他们继续在“身教”中引导学生成长的部分。

　　让张莉印象比较深的是一次家长会。由于新班主任阅读量很大，常常推荐好书给学生，张莉发现学生桌上放着的既有名人传记，也有哲学类书籍，很多都是“连大人都不一定会读的书”。而书本的内容也常常成为老师和学生之间交流的话题。

　　另一个不同的感受在于年轻教师对学生的态度。过去的教学方式中，教师常常用挑剔代替激励，鞭策学生进步，如今，张莉发现，班主任“几乎不指责孩子，觉得他们都很有未来”。在新一代教师身上，张莉感受到了他们对每一位学生的包容和尊重。

　　习惯了本硕期间宽松的研究氛围，再次回到近乎军事化管理的中学，回到数学课上枯燥的定理、公式和例题，陈童偶尔会想办法夹带点有趣的内容。给八年级学生讲完“数学结论必须经过严格的证明”后，陈童又介绍了量子力学是如何推翻机械决定论的，尽管后者就证明方法而言没有错误，只是受限于时代认知。所以，“不要太相信‘权威们’的话。”这是陈童想要传递给学生的观念。

　　进校后，李小鑫负责两个班的语文教学，开学两次月考都是年级倒数第一，等到工作上手后，学生的第三次月考拿到了年级第一。这让她很有成就感，“成绩是评价一个老师课堂输出能力和学生掌握程度的标准。”

　　这份工作最让她感到值得的地方，仍然是和学生朝夕相处之间，孩子的纯真善良和奇思妙想带给她的诸多宽慰。李小鑫生日那天，学生们朗读完课文，其中一个突然带头大喊“生日快乐”。看到老师差点感动哭了，孩子们很开心。“你对他们好，他们也是真的对你好，你能感受到彼此之间的热忱。”李小鑫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郑里、陈童、李小鑫、张莉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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